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作为全球中国人都认同的革命家，对他的纪念早已跨越了党派边界。
　　他一手创立的国民党，在1940年尊他为“国父”；他晚年倾力联合、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他诞辰90周年时，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他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他的三民主义，则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虽然“真假三民主义”争论从未休止。
　　2005年，他逝世80周年时，胡锦涛与连战会面，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跨越60年的历史性握手。
　　虽然不乏多元化的解读甚至毁誉，但是，当台湾“国父”之争沦为笑谈，当“胡连会”上共谈孙中山之时，人们发现，这位伟人仍然在影响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

原题：孙中山的两岸政治遗产

作者：王永治

3月12日，是中华民国之父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逝世80周年纪念日。明年11月12日，是孙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按惯例，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尽管这类纪念活动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尽管长期以来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在两岸都有欠深入研究，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孙中山的纪念一直有几乎相反的政治意涵，但这位革命伟人始终是国共两党和世界华人从未放弃的政治偶像。

1915年，由孙中山提议，北洋政府决定每年的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把植树节改为孙的忌辰3月12日。中共在执政后一度废弃植树节，至1979年恢复了这一节日。

1911年底，孙中山参照日本陆军士官服，设计了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国人称为“中山装”。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山装一直是国共两党官员的正式礼服。后来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淘汰，在国共官场则被西装取代。

至今，大陆还在每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孙中山在新中国的特殊地位

1949年后，孙中山在中国大陆一直受到尊崇。在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在大陆，孙中山诞辰逢十周年纪念日的纪念活动都格外隆重，重要领导会发表讲话。在特殊的忌辰逢十周年纪念日，重要领导也发表讲话，主题随着政治形势不断调整。

中共执政后，孙的第一个忌辰整数年是逝世30周年。中共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仪式。据新华社报道，1955年3月11日下午7时，全国政协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纪念大会，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等一千多人与会。会上，周恩来致词：“中国人民崇敬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孙与台湾及在台国民党的关系只字未提。

次年11月11日，孙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中共在执政后为孙举行了第一次最高规格的纪念仪式，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加了纪念大会。周恩来致词：“中国的领土台湾还受着美国的侵略。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这是中共较早明确地把孙中山与解放台湾联系起来。

这次纪念，更像中共的一次国际公关活动和弥合中苏分歧的举动。30多个国家的160多位来宾参加了纪念大会，13个外国来宾在大会上讲话。会上宣读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巴瑞、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人的贺电和贺信。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孙逝世时留下的致苏联遗书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七年以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战斗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中苏友谊的任何阴谋，都是徒劳的幻想。”

事实上，同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痛批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震动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而中共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已经开始结怨，并在1960年代最终走向决裂。自此，在大陆，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外交政策被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代。

1961年11月11日，孙创立的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分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集会纪念孙诞辰95周年。民革中央副主席、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在讲话中，向那些曾经追随过孙中山的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表示深切关怀。他希望这些人缅怀孙的遗训，为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做出贡献。这是大陆较早对台湾打出孙中山这张统战牌。

孙诞辰100周年：毛泽东时代的偏离

1965年10月31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孙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孙先生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敢于革命，敢于反对帝国主义，他的革命性，是当时许多所谓社会主义者、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即当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老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也是现代的许多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谓共产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

刘强调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而他此时尚未发觉自己已被毛泽东定为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将在一年后被打倒。

一年后的11月12日，首都群众和红卫兵一万多人集会，纪念孙诞辰100周年。刘少奇出席了会议，但在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七位。这是他最后几次公开露面的机会之一。3年后的11月12日，刘在孙中山的诞辰日死于河南开封的秘密关押地。

从振兴中华到警告台独

1980年3月，民革中央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孙逝世55周年，第一次将主题单一设定为祖国统一。与会的各位嘉宾都苦口婆心地劝说台湾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的倡议，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民党被俘将领、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杜聿明说：“台湾有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他们当年都曾信奉中山先生，我希望他们遵循中山先生的遗训，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此时，国共双方已经停止在金门的炮战，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海峡两岸由30年的军事对峙走向缓和。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少了政治口号，多了追思之情。

1986年11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一万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孙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等参加大会。这是中共第二次举行最高规格的纪念仪式。

邓颖超在讲话中号召人们学习孙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贡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精神。

彭真在讲话中希望一切爱国者，一切应当团结和可能团结的人，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国家的繁荣昌盛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自此，纪念孙中山开始有了振兴中华的主题，这也是1980年代大陆高层和民间共同的愿望，而国家统一被纳入这一主题中。“民族主义”曾位居孙中山发起革命之初提出的“三民主义”之首，之后一直是中国抵御外敌、富国强兵之动力，推出孙中山来号召“振兴中华”可谓恰如其分。

1996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多名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是中共第三次举行最高规格纪念仪式。江泽民说，我们真诚希望，海峡两岸、海内外一切敬仰孙中山先生的爱国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使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努力奋斗。

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及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和进行政治性谈判，不断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这一阶段，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正在推行隐性台独，把国民党边缘化，最终导致国民党于2000年在台湾丢失政权。

自1980年代以来，大陆历次纪念孙中山都不离国家统一的主题，逐渐强化孙中山的统战作用，但副题从振兴中华转移到警告台独，显示孙中山对台湾的统战作用越来越有限，台湾各政党离孙中山的遗训越来越远。

国民党不断背离孙的遗训

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国民党，在1925年孙去世后，不断背离孙的遗训。孙生前为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从1927年起，孙选定的接班人蒋介石和孙的遗嘱执笔人汪精卫就先后向共产党人、起义工人、农民大开杀戒。后三者联合起来，最终在1949年把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出了大陆。

1956年11月，归顺共产党的原蒋介石智囊张治中将军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他说：“事实证明，国民党违背了三民主义，而是以依附帝国主义丧失国家主权代替了民族独立；以土豪劣绅和法西斯特务统治代替了民权政治；以官僚资本封建地主买办的剥削垄断代替了民生主义。特别是违背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采取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完全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领导的政权终于为人民所抛弃，走到了完全失败的地步！”

退缩台湾后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不得不放弃联俄政策，一边倒地投入美国怀抱。在闭门思过中，他们高举孙中山制定的民生、民权和民族的三民主义旗帜，逐步从一党训政时期转移到多党宪政时期，在蒋经国时代完成了宪政转型。这是国民党最忠实执行孙中山遗训的时期。

可惜，蒋经国选定的国民党第四代接班人李登辉从骨子里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不认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民国宪法。他通过拆解国民党，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坚持台独理念的民进党，造成两岸的紧张局势。

台湾媒体评论，经历了2000年和2004年两次大选的失败，国民党在台湾已经逐渐泡沫化和边缘化。

目前，台湾的国民党陷入新旧之争和省籍之争，泛蓝色彩越来越淡，泛绿色彩越来越浓，正在遗忘和过滤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只留下国父和党父的符号备用。

2003年11月12日，上万台北民众聚集在孙中山纪念馆，纪念孙诞辰137周年，并不断高呼反台独的口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出席了纪念活动。

然而，在2005年2月，宋楚瑜就与民进党“总统”陈水扁会晤，把国民党晾在一边。未来台湾政局和国民党的前途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孙中山从政治公式回归学术研究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毛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毛泽东没有阐述共产党具体继承了孙的哪些政治思想，只有一个民主革命的目标除外。

孙的核心思想都在1924年1月亲手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即“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和借鉴孙的，主要是其人格魅力，还有其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事实上，在大陆官方的理论体系和教科书中，孙一直被固定的政治公式论证为失败者。200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的革命政党。它的失败，使中国先进分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相关内容也被写入中小学教材中。

在毛泽东时代，只有个别人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孙中山。1956年11月，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表《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他说：“从1911年10月起，我才开始听到‘革命’‘共和’‘民主’‘自由’‘平等’这类名词，亦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孙中山先生始终一贯地表示深切的爱戴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观点比当时的主流评价“右”许多。事实上，罗在一年后的“反右”运动中就被打成了右派，是至今仍未平反的五个右派之一。

在邓小平解除国人的思想禁锢后，对孙中山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身。党史学者金冲及呼吁“进一步加强孙中山的研究工作”，研究孙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思想资源，研究各派人物对三民主义的各种解释。

近年，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治国、治党方略，反思他的得失。

2002年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讨论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辛亥革命后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他认为，当时政治家们普遍处于不成熟状态。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本身对现代民主自由所知很有限，他们同中外流亡者一样，往往把颇大一部分精力耗费在内部纷争上，其革命活动则大都是军事冒险活动。

青年史学者黄卧云在检讨“国民党为何错失宪政转型的最初良机”时，否定了教科书上的观点，不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他提出，在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前，丧失了制定一部优良宪法的特定时刻。他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没有想到利用宪法解决统一问题，占据了革命者头脑的思想是以权力和武力统一的思想。”

黄认为，把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遭遇的所有挫折与失败归之于人民不觉悟，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论点。孙中山坚持在实行宪政之前必须经历“训政”阶段，就是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奴性已深。他埋怨他们只会盼望出现真命天子，而不是奋起革命，争取自己当主人，因此要由“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对他们加以指导，强迫他们做主人。因此，黄批评孙中山把自己的领袖地位当成正确的化身。“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更加坚信自己才是惟一正确的方向的代表，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只能绝对服从党魁的主义，孙的理由是：“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通过建立一个受他绝对控制的党以实现宪政理想，便是晚年孙中山矢志不渝的事业。

黄认为，孙中山设计的治国机器也是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驾乎欧美之上”的“破天荒”的政体方案是两种集权的重叠，即国民大会的集权和中央政府的集权。

黄的结论是：“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者是推翻满清王朝的英雄，却还不是带领中国走上宪政道路的领袖。革命失败，与其说是因为阿Q们不理解革命，还不如说是因为精英们不理解宪政。”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考证了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待日本于1914年提出的侵犯主权的“二十一条”的态度，得出结论：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电视剧《走向共和》，个中诠释历史人物的全新视角让该剧在大陆轰动一时，不只获得极高的收视率，也引发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而孙中山第一次在大陆历史剧中以个性极丰富的人物形象出现，其人性化（而非神化）面孔与前人迥异，观众评说复杂，乃至有人说这一形象是“另类”孙中山。

可以说，时至今日，孙中山不再只是官方的政治符号和民间的政治偶像，作为一段大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其精神遗产在全方位、深入研究和大胆解读中开始突破漫长的“遗训遗言”阶段，有了全新的内容，并发挥微妙的政治影响力。